秦陵是指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立国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的560余年中，秦人营建的三十多位公、王、帝的陵墓。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百余年的精心耕耘，先后发现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陕西宝鸡陈仓区太公庙、陕西宝鸡凤翔县三畤原、陕西咸阳渭城区、陕西临潼韩屿乡、陕西长安神禾原、陕西西安韩森寨及陕西临潼骊山北麓共八处秦陵埋葬区，确认秦公、王、帝（后）陵25座，发掘出土了包括铜车马、兵马俑在内的数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在包括夏商周在内的先秦陵墓考古研究中，发现并发掘陵区最多、陵墓最多，出土文物最为丰富，掌握陵墓内涵最为清楚的首推秦陵。
在秦陵田野考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多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最新的考古成果及历史文献的校勘梳理得知：秦人在560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大概有二十九公、五王、一帝兴建使用过西垂、衙、阳（宣阳聚）、雍、咸阳、栎阳、芷阳、杜东、韩森寨及骊山等十个陵区。目前已经发现八处，尚有“衙”“栎阳”两个陵区有待探索和发现。
田野考古资料及相关历史文献证实，构成秦陵建筑形制的主要组成或曰基本要素至少应有：陵园、封土、墓穴、礼制建筑、陪葬坑、祔葬墓、陪葬墓、园寺吏舍、陵邑、道路及刑徒墓地等十余个部分。秦陵陵园一般由夯土垣墙或围沟组成，有一重、两重甚至三重之分，先后经历了从“陵、城不分”到“独立陵园”的演变过程；秦陵墓穴随着秦国国君身份的演变，显示出由“中字形”到“亚字形”的政治升华；睡虎地秦简称“守孝公、献公冢者”为“甸人”，《汉书·刘向传》言“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等历史记载，折射出秦陵封土从“墓而不坟”到“方形覆斗”的变化过程；从“祭祀坑”“享堂”到“寝殿”，秦陵的礼制建筑虽不是最早的，但绝对是系列最完整的；陪葬坑是陵墓之外放置陪葬品的专用设施，是等级制度出现和社会财富集中在陵墓中的体现。秦人从营建第一座陵墓起就设置有车马、乐器等陪葬坑，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不仅数量剧增，内容上也出现了“兵马俑”“百戏俑”“水禽坑”“铠甲坑”等，体现出“事死如事生”的新的陵墓营建理念。祔葬墓是因血缘、婚姻及人身依附关系埋葬在陵墓、陵园附近的墓葬。秦陵继承了商周以来以血缘、婚姻为主的祔葬习俗，并首创反映后宫制度的“祔葬墓园”。陪葬墓是根据君臣、等级关系埋葬在陵墓周围的墓葬。作为推动由“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演变的关键人物，秦始皇的陵园外出现了中国古代陵墓中最早的、真正的陪葬墓。园寺吏舍系陵园长奉职官舍，根据“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也”的记载，可知秦人至少从献公、孝公时就有管理陵墓的“甸人”及“甸人”所用之“园寺吏舍”。咸阳秦陵、神禾原秦陵及秦始皇陵均发现有疑似的建筑遗址，反映了其陵园管理的常态化与专门化。陵邑是秦汉时期为修建、保护、供奉、管理陵墓而营建的位于陵墓附近的居民点，秦始皇陵园西侧的丽山食官遗址出土的“丽邑二升半八厨”和“丽邑五斗崔”陶盘和陶钟证实了“园邑之兴，始自强秦”。
根据秦陵形制特点及其演变，学界认为秦陵发展演变应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春秋早期，其代表为大堡子山墓地，其特点为陵园平面形制不规则，“陵、城不分”；墓葬“中字形”；“墓而不坟”；无享堂，有祭祀坑；一座车马陪葬坑；祔葬墓与殉葬墓并存；无园寺吏舍；无陵邑。此阶段的秦陵还处于一个沿袭商周旧制、意欲建立新规的模仿探索期，其实施的还是商周以来流行的“集中公墓制”，是一座探索草创中的方国陵园。
第二个阶段是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其代表为雍城秦陵。其形制特点体现为一个由隍壕圈合的陵区内有多座陵园，每座陵园又由一重或两重围沟圈合而成，平面多为东西向长方形；墓葬“中字形”；“墓而不坟”；享堂与祭祀坑并存；一座车马陪葬坑；祔葬墓与殉葬墓并存；无园寺吏舍；无陵邑。已发现的12座陵园，布局相近、结构相似、排列有序，体现出此阶段的雍城秦陵已经进入一个制度相对稳定完善的成熟定型期。一座由隍壕圈合的大陵区按照一定的规划连续安葬十多位秦公的考古数据证实，雍城秦陵实施的仍然是“集中公墓制”，是一座成熟定型的方国陵区。
第三个阶段是战国晚期，其代表为咸阳秦陵，秦东陵、长安神禾原秦陵也属于此阶段。其特点体现为一陵独立；陵园为南北向长方形的两重城垣构建而成；墓葬“亚字形”；方形覆斗状封土；未见享堂，或有陵寝建筑；陪葬坑数量增多，内增加了珍禽异兽等；殉葬墓减少，祔葬墓为主，“中字形”祔葬墓出现；应有园寺吏舍；无陵邑。与西垂秦陵、雍城秦陵相比，此阶段产生了较多、较大的结构变化，结合孝公都咸阳、惠文称王的历史背景，可以认为秦陵的发展进入一个由“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的探索转型期，是一种探索转型的王国陵园。
第四个阶段是战国晚期到秦统一，秦始皇陵是此阶段唯一的代表。其形制特点主要有，陵“若都邑”；陵园由南北向长方形的两重城垣构建而成；墓葬“亚字形”；高大的方形覆斗状封土；有“享堂”也有陵寝建筑；陪葬坑数量、种类急剧增加，内容为“宫观百官”；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陪葬墓”；园寺吏舍扩大与专门化；始置陵邑。此阶段的秦陵急剧发展、创新不断，进入了其最高、最后的创新发展期，完成了由“集中公墓制”到“独立陵园制”的制度升华。
有关秦陵的文化渊源，学术界多数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第一，秦陵在“亚字形”“中字形”墓葬，墓葬中的腰坑，以人殉葬、陪葬，车马陪葬等方面（墓穴形制、陪葬坑、陪葬墓）与殷商文化有着显而易见的继承或渊源关系，也就是说秦陵沿用和继承了殷商以来陵墓营建的基本规制。第二，秦陵在陵园的产生与演变、陵园的建设与管理、青铜礼器的使用等方面受到了周文化的直接影响。第三，秦陵在封土的出现与扩大、定型方面可能受到吴、越、钟离、楚等文化的影响。第四，秦陵在礼制建筑、祔葬墓等形制要素方面与韩、中山、赵、魏、齐等部分周代诸侯国有较多相似之处（这种相似孰早孰晚难以定论）。第五，秦陵在陪葬器物、陪葬器物的制作材料、制作修补工艺等方面也受到了北方草原地区、中亚、西亚等文化的一定影响。总之，秦陵形制要素的文化渊源，主要来自古老中华大地起源、发展、形成的商周文明，受到了吴、越、楚、钟离、韩、赵、魏、中山等文化的影响。秦人在吸收、融合的基础上，根据其等级的提高（公、王、帝）、地理位置的变迁、国力的逐渐增强，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陵墓形制要素：南北向的双重陵园、东西向的陵墓；由寝殿、便殿组成的礼制建筑；埋藏着众多大型兵马俑，代表“宫观百官”的大量陪葬坑以及最早的陵邑、最早的祔葬墓园、最早的陪葬墓等。正是这一系列的“创新”，加剧并完成了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由“集中公墓”到“独立陵园”的制度嬗变。
秦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完成了从方国到王国、再到统一王朝三次大的变迁的先秦古国，与之相应，秦人也营建了能够反映这三次大的政治升华的系列陵区。目前已经发现的甘肃礼县西垂秦公陵园、陕西凤翔雍城秦公陵园、陕西宝鸡太公庙秦公陵园、陕西西咸新区秦都咸阳秦王陵、陕西临潼芷阳秦王陵、陕西长安神禾原秦王后陵、陕西西安韩森寨秦王后陵以及陕西临潼骊山秦始皇帝陵8个陵区、25座陵园、40多座公陵、王陵和帝陵的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成果，连缀成一条基本完整、绝无仅有、从未断裂的中国古代陵墓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链条，证实了秦人从附庸到方国、王国，再到统一王朝三次政治升华的历史进程，显现了中国古代陵墓由“集中公墓”到“独立陵园”发展、进化的历史轨迹，体现出从“血缘政治”到“地缘政治”，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产生、发展、确立的历史趋势，反映了中华文明由“多元”到“一体”多民族交流、融合、统一的历史规律。
作为秦陵发展、演变的最终形态——秦始皇陵，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帝陵，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独立陵园制”全面确立的标志。其形制要素、布局结构以及“陵园独立化、陵区规模化、设施复杂化、功能完善化”特点，成为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帝陵规划的样本和营建的基本准则，成为中华古代陵墓的“圭臬”。
（作者：焦南峰，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