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生活于元明革鼎之际。他前半生处于山林民间，后半生居于台阁要职，达至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彪炳史册。同时期名士，学问与功业均隆盛者，莫如宋濂。然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宋濂的学术身份归属颇有争讼：即宋濂是文人还是儒者？宋濂是陆学还是朱学？宋濂是否为佞佛崇道者？围绕此三问题，学界对宋濂产生了诸多误解。兹寻绎其学术之脉络，勘定误解，以还原本来面目。
宋濂是儒者不是文人
宋濂善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记、题、辞、箴、序、跋、论、辨、传、铭、志、颂及古诗，不仅量多（合一百四十卷，今存一百零六卷）且质优，世人珍爱传诵，俨然当世文宗，人称“宋先生”。明太祖朱元璋推崇他为开国“文臣之首”。黄宗羲说：“昔也宋金华（宋濂），文章莫与雠。”（《次徐立斋先生见赠》，《南雷诗文集》上）认为宋濂的文章无人匹敌。黄宗羲之子黄百家也说：“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文与道相离，文显而道薄耳！”（《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八十二）作为金华之学许谦（白云）的后学，黄氏父子将宋濂视为“文人”。受明太祖及黄氏父子评价的影响，人多把宋濂视作“文人”，认为他不重视儒学。事实上，宋濂虽善文，但更醉心于六经。他自己平时“存诸心，着诸书，六经；与人言，亦六经”（《白牛生传》，《宋濂全集》卷十六）。尤不喜别人以文人称呼，他说：“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同上）宋濂的志向不是成为文人，而是成为穷天地之理、立志做圣贤的“真儒”。宋濂认为，儒可分为游侠之儒、文史之儒、旷达之儒、智术之儒、章句之儒、事功之儒、道德之儒七类，而游侠之儒如田仲、王猛，文史之儒如司马迁、班固，旷达之儒如庄子、列子，智术之儒如张良、陈平，章句之儒如毛苌、郑玄，事功之儒如晏婴、管仲，这些都不能归入真儒，唯有千万世所宗的孔子才是道德之儒，道德之儒就是真儒。他说：“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七儒解》，《宋濂全集》卷七十八）宋濂把仁、义、礼、智、信五德，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把修、齐、治、平的实践看作真儒之道，发出“我所愿，则学孔子也”的感叹！宋濂对好友胡翰倾诉说，自己对世俗所羡慕的纵情声色、建功立业、诗赋文章、章句训诂、旷达成仙等事毫无兴趣，毕生孜孜以求的便是继朱、张、程、周而上溯孔孟，成为真儒！还有，宋濂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他所称许的文是“载道之文”而非“辞翰之文”，认为如六经那样的载道之文，字字句句无不关系到“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感应之机，治乱存亡之候”，（《徐教授文集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九）关系着补世教、扶民彝、淑人心，有致君泽民的实效，即使司马相如、杨雄、欧阳修、苏轼的辞翰之文难以与之匹敌。清人王崇炳在《金华征献略》中指出，若翻阅《宋濂全集》所收文章，考察其处世为人，与同时名辈之多所称许，宋濂确实文行兼优，可谓“卓越闻道之大儒也”。
宋濂是朱学不是陆学
宋濂不仅是儒者，而且是有强烈道统意识的儒者。他以继承孔—孟—周—程—张—朱一系之道统为毕生追求，认为朱子集周敦颐、二程、张载思想之大成，是孔子之道的真正继承者，故朱子是“孔子之孝子”！在儒家道统谱系中，宋濂将朱子与孔子并列，可见朱子在他心中的地位！宋濂在《龙门子凝道记·段干微》中以广阔的学术视野，对宋元诸家道学流派进行辨正估量。他批评王安石的“金陵之学”穿凿附会经书而违背孔子之教，其倡导“功利”使天下孜孜于私利而忘掉为国，宋代亡国之祸肇始于此。认为三苏“眉山之学”文辞才气识见很高，缺陷是深受纵横家影响而不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永嘉之学优点在于考证推崇先王经制礼乐，却忽视了孔教心性之根本。永康之学优点是豪气万丈、敢于抗战，缺点是对先王以道德安民学说不能理解。陆九渊兄弟的“金溪之学”优点在于本心光明、制行高严，缺点是致知穷理下工夫不够。张九成的“横浦之学”虽“清节峻标，足以师表百世”，缺点是儒佛混同而不分。指出金华之学“由经明物理，订史求实用，由道问学而达至尊德性，事功性理不可偏废”，得到濂洛之学正宗。总之，宋濂对道学其他流派多有批评，唯肯定“金华之学”是濂洛之学的正宗，吕祖谦以及承继朱子学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先生是金华之学的干城，表达了他承继金华之学的强烈愿望。可以说，宋濂由金华之学而推崇朱子（包括吕祖谦），并把承继绍述朱子学（包括吕学）作为自己的愿望和实践。宋濂转益多师，虽从黄溍、吴莱、方凤学文，但因闻人梦吉而获闻王柏之学，因柳贯而获闻金履祥之学，他亲自拜谒暮年卧病的许谦，并因方麟而获闻许谦性理之学。从师承渊源上看，宋濂是金华四先生后学无疑。宋濂私淑吴师道、张枢，与他交友的戴良、王袆、朱丹溪、章溢、欧阳玄、胡翰、苏伯衡、吴沉等人都是金华四先生的后学。
宋濂对理、气、心、性、太极、阴阳的讨论集中在他的理学论着《三问对》中。《三问对》是他继承发明朱子及其弟子蔡沈之言而成，是对《太极图说解》的阐发。宋濂主张“太极即理”，反对陆九渊的“太极即中”；认为“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无极”是对“太极”的修饰词，反对陆九渊认为“无极”之词为多余的观点。他主张太极是一阴一阳之所以运动的枢纽。宋濂的太极论，完全来自朱熹的太极观。还有，他在分析理气先后关系时所呈现的某种矛盾和无奈心理，与朱子几乎一样。在心性论上，他主张“性气兼论”，明显受到朱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之观点影响。宋濂的“仁说”，认为仁是“心之德，爱之理”，“仁包四德”，并以“天地生物之心”说仁，这些命题几乎都来自朱子的仁说。
的确，宋濂说“天地，一太极也；吾心，亦一太极也”（《赠云林道士邓君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五）。“世间之理，其有出于心外者哉？”（《夹注辅教编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七）这与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理”的表达十分相似，他受到陆九渊的启发是无疑的。然而仔细分析便发现：宋濂排斥象山的“心即理”而主张“心具理”。在宋濂看来，秩序本体（“理”）不是“心”本身，而为“心”所“具”，“理”包涵于“心”。简言之，宋濂的心学更接近朱子而不是陆九渊。而宋濂“六经皆心学”的主张，也不是来自陆九渊，而是受到吕祖谦“六经源自于人心”、“求心性于经史”的启发。由此，把宋濂归属于陆九渊心学一派或将其归为“调停朱陆”是有问题的，他属于朱学确定无疑。
宋濂深入佛道却不佞佛崇道
元代士人多读佛道之书，常往来于佛道之间，颇有调和儒佛道三教之心态。必须指出，士人读佛道之书并与僧道交往，不一定就能证明服膺佛道。若以佛道之交往密切就推论某人服膺佛道，是倒果为因的推论，这需要精细分析之。四十余岁为躲避朝廷的征召，宋濂公开宣称做“道士”并入仙华山隐居，着述《凝道记》（注意：此书不是道家之作，而是儒家之书），甚至常行“服气法”养生。当有人批评他“服气”时，他却区分了儒、道的不同，认为道家的“服气”是“窃阴阳之和，以私一己”，而他的“服气”是“运量元化，节宣四时”，是与天地之气同流，参赞天地万物之化育（《月崛记》，《宋濂全集》卷五）。简言之，宋濂认为道家“服气”是私己，儒家“服气”是行天下之大公，他更服膺于儒家。
宋濂自幼即熏染佛教，至中年已深入经教。他三次阅尽大藏，广泛结纳禅教释子，其内学修养非常人所能及。黄宗羲说：“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无过宋景濂。其为高僧塔铭，多入机锋，问答雅俗相乱。试观六朝至于南宋，碑释氏者，皆无此法。”（《山翁禅师文集序》，《南雷诗文集》上）宋濂的佛学修养在宋元明清理学家中无人比肩。宋濂有时自称“无相居士”，但却不服膺佛学。当他被人批为学佞佛而不正时反驳说：“我虽口之，未尝心之，何其偏也。”宋濂虽主张“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送璞原师还越中序》，《宋濂全集》卷二十五），但还是严格区分儒家与佛家。他说：“佛家论性，与吾儒论性不同。儒之论性以理言，佛之论性以虚灵知觉言。然究其所以虚灵知觉者，何也？神也。人若能与其神字契勘得破，则知佛所谓法身者，此也。主人翁者，此也。金刚不坏身者，此也。本来面目者，此也。”（《心经句文》，《宋濂全集》卷八十五）他认为，儒家的性即理，是仁义礼智信之理；而佛家的性是指虚灵知觉，是神识。事实上，正因为宋濂深研儒佛道三教，才能从儒者立场真正洞察儒与道、儒与佛之界限差异，不简单调和三教而将儒混同于佛道。他的学侣刘基认为，宋濂“主圣经而奴百氏，驰骋之余，取佛老语以资戏剧，譬犹饫粱肉，而茹苦荼，饮茗汁耳”（郑楷《宋先生致仕潜溪》，《宋濂全集·潜溪录卷二》）。可见，儒学是宋濂的“主菜”，佛道只是“调味品”而已。
一言以蔽之，宋濂不是文人，也不是道士，更不是居士，而是儒者。他从一个真正儒者严苛的立场，来厘清儒与文、儒与道、儒与佛的差异和边界。当然，宋濂不是儒佛道的调停者，也不是陆王心学的过渡，而是金华朱学、吕学的集大成者。
（作者：王锟，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