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是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地和敦煌学理论。敦煌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域，吸收了东传的佛教等外来文化后而产生的地域文化。因此，敦煌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其地理条件的特殊。研究敦煌文化，不仅要聚焦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咽喉”地位，还要关注敦煌文化的基础与背景——河西史地、五凉文化。
一
古代敦煌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咽喉”之地。作为古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汇聚窗口的敦煌，其本身就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产物。
研究敦煌学，就要将其放在河西乃至西北史地的大视野中，如我们在讨论敦煌名称的含义时，一直在争论敦煌是汉族名称，还是少数民族语。敦煌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史记》《汉书》中，是汉武帝设置的河西四郡之一，如果将敦煌名称的出现与武威、张掖、酒泉合并考虑，可能会有新的启发。
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汇的结晶。由于敦煌处于丝绸之路要冲，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精华，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从而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从敦煌的历史可知，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而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东西不同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据敦煌遗书P.3720《莫高窟记》载：莫高窟“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中，有沙门乐僔，杖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末署“时咸通六年（865年）正月十五日记”。从这段关于莫高窟创建的材料可知，莫高窟的第一个开凿者乐僔是“西游至此（敦煌）”。所谓“西游”，就是从东到西。乐僔是“西游”到敦煌的，即从敦煌的东面来的。敦煌之东是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天水、长安……也就是说，乐僔是从东（中原）“西游”到达敦煌的。到了敦煌后未再继续“西游”的原因，是看到了三危山的佛光，即“见金光如千佛之状”，所以就留下来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
从科学的角度看，乐僔当时所见的金光千佛，自然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奇景，我们今天在莫高窟仍可看到。因为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是剥蚀残山，山上无草木，岩石为暗红色，其中含有石英、云母等矿物质。夕照反射，常灿烂若金光。电影《海市蜃楼》的开头，就采用了这种原理。当然，乐僔对这奇妙的自然景象无法理解，就完全归之于“佛”了。
乐僔以后，《莫高窟记》说“次有法良禅师东来”，《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更明确记载：“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即法良也是从东面来到敦煌的。法良到敦煌后，“又于僔师龛侧，更即营建”，继续了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
由此可知，莫高窟最早的开凿者乐僔和法良，都是从敦煌的东面来的。这也说明，敦煌文化并非西来的，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吸收了包括印度的佛教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后，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域生根开花而产生的地域文化。从缘起来看，敦煌文化的根和魂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
不仅莫高窟的创建者是从东面来的，就是凉州番禾县（今甘肃金昌市永昌县）的“瑞相寺”，其最早的“瑞像”故事，也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丹阳僧刘萨诃“将往天竺观佛遗迹，行至于此（番禾县北御山）”后，预言在“东北御谷山”崖“挺出石像”。敦煌文书P.2680《刘萨诃因缘记》对刘萨诃预言凉州瑞像的描述，与P.3720《莫高窟记》乐僔创建莫高窟的记载非常相似，即“魏时刘萨诃杖锡西游至番禾，望御谷山遥礼”后，便预言“此山当有像现”。从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莫高窟的创建者乐僔是从敦煌的东面来的，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暂不清楚，而预言凉州瑞像的刘萨诃则明确是中原人，并且还曾在建康（南京）活动，无疑更增添了敦煌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密切联系的证据。
谈到敦煌的历史文化，无法绕开早期生活在河西地区的各个民族。河西地区早期的先民有月氏、乌孙和匈奴。匈奴强大以后，赶走了月氏和乌孙，成了河西走廊的霸主。汉武帝时，汉匈之间展开了多次战争，尤其公元前121年霍去病领导的河西之战，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汉朝获胜后，匈奴民众部分西迁，大部分逐渐融入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之中。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其目的就是联络被匈奴赶走的大月氏和乌孙共同攻打匈奴。
匈奴原为中国的一个民族，自殷周以来就见于汉文史料，其最初居住在今天山西的北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迁到今内蒙古草原，在那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关于匈奴的种族，现今体质人类学通过多处匈奴墓葬人骨测量，明确指出匈奴为东亚蒙古人种，是地道的中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
另如月氏，在我国先秦典籍《穆天子传》《逸周书》《管子》等之中就有零星记载，作禺知、禺氏、牛氏等。月氏人的居地在今山西平鲁、井坪一带，属内蒙古草原的南缘地带。后来月氏人迁徙到河西走廊的“敦煌、祁连间”，并经营由西域输往中原的玉石生意。匈奴崛起后，与月氏争夺河西。约公元前176年，月氏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后，从甘肃河西走廊西迁到中亚伊犁河流域。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为小月氏”。迁徙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后来在乌孙的打击追赶下，再次往西南迁，到达阿姆河上游的大夏。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是为了邀请大月氏重回河西故地，共同夹击匈奴。大月氏占据大夏后，采取分部统治的方式，即在原大夏设置了五个翕侯。公元前后，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强大起来。一世纪上半叶，贵霜翕侯丘就却开始兼并其他翕侯，统一了大月氏国，建立了贵霜王朝。到丘就却之子阎膏珍时，贵霜王国积极向南扩张，至公元二世纪上半叶征服印度北方。阎膏珍之后，贵霜王国的统治权转到迦腻色迦家族。可见，月氏人原是生活于我国北方草原的一个游牧部族。
再如“吐火罗”，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作“覩货逻”，并记述了其经历的吐火罗故国领域：东起帕米尔，西接波斯，北据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南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里，相当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玄奘所记述的“覩货逻国故地”正是现在所说的“吐火罗斯坦”，即吐火罗的地域范围，与后世所说的“吐火罗语”的地理概念是不一致的。
西方学者所谓的吐火罗语，是指在我国新疆库车（汉代的龟兹）、焉耆、吐鲁番等地流行的一种语言。因这种语言文字发现时不知其名，西方学者草率地将一件文献中出现的Toxari比附为“吐火罗”，便将其命名为“吐火罗语”。由于发现的地点不同，又称吐火罗语A方言、吐火罗语B方言，还有所谓吐火罗语C方言。
玄奘所记述的“覩货逻国故地”是今阿富汗北部地区，所谓“吐火罗语”则是在我国新疆南部、东部流行的民族语言。在东西方的各种文献中并没有明确指称我国新疆的龟兹、焉耆地区的古代居民是吐火罗人。将这里发现的语言命名为“吐火罗语”，也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由于当时中国相对落后，一些文化现象由西方学者命名的一个反映。
学术界部分学者目前倾向于将吐火罗人比定为大月氏人，但黄盛璋先生认为：“大月氏人来自东部，吐火罗人来自西部”。从文献记载而言，根本无法肯定大月氏与吐火罗为同一民族。
由此可知，关于大月氏人建立吐火罗，目前都是推论，并没有直接史料予以证明。由于西方学者将公元6—8世纪流行于天山南麓龟兹、焉耆一带的民族语言称为吐火罗语（实际上是龟兹、焉耆语），而在天山以南孔雀河流域发现了距今4000年属于青铜时代的小河墓地，其居民具有白种人特征。有些学者就将其类比等同起来，认为小河墓地居民讲的就是原始吐火罗语，他们是原始吐火罗人。这些学者进一步推论，既然月氏人就是吐火罗人，那么秦汉之际生活在我国北方的月氏民族是从西方来的。有的学者在探讨敦煌名称的含义时，也提出敦煌是吐火罗的译音，由此认为敦煌是外来的词语，并将此作为敦煌文化西来说的证据，实际上是立不住的。
正由于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要冲，长期持续的多元文化的交融荟萃，吸纳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精华，从而催生了敦煌莫高窟和丰富多彩的敦煌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在历史的长河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断吸纳、接受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也就是说，敦煌文化既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吸收了古代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成为举世瞩目、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二
谈到敦煌文化的根和魂，就离不开敦煌所处的河西走廊。据《后汉书·孔奋传》载：东汉初期，“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今武威）称为富邑”。《后汉书·窦融传》也载，“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当魏晋时期中原战乱时，河西地区则秩序安定，经济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还有所发展，从而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难之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从史籍文献的这些记载可知，当时的河西各地，尤其是凉州（今武威）政治稳定，经济丰饶，文化比较发达。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从而形成了“渐具地域性质”的河西文化。
敦煌文化正是在河西地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或者说就是河西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敦煌学的主体是敦煌文献，其中就有一些反映河西地域的社会经济材料，如西凉建都于敦煌，敦煌文献S.0113号《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就是西凉政权在敦煌所实施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反映。如果将其保留的赋役记载与同时期中原的赋役政策进行比较，可知它基本上是西晋户调式的延续，但在丁、次的年龄上又与《晋书·食货志》所记载的标准略有不同，即成丁年龄略大一些。这既反映了敦煌的地域特色，即与当时敦煌社会稳定、人口较多有关，又与中原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关联，说明中华文化与政策有一定的普遍性。
北魏孝明帝时将敦煌改为瓜州。北魏分裂后，河西属西魏管辖。敦煌文献S.0613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计帐》，就是西魏统治敦煌时期的计帐资料，它对当时敦煌所实施的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如田制就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丁户有老、丁、女、贱、婢等；纳税量词有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当时敦煌的人口、土地、赋税等情况，对了解敦煌乃至河西的地域经济有很大的作用。同时，本件还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赋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书，而历史文献中对北朝实施均田制的记载比较简略，许多具体的细节无法获知，而通过对本件文书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北朝田制及赋税制度的相关情况，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
这些有明显河西地域特色的敦煌文献，既是研究河西地域经济和文化的重要材料，又可以与史籍文献的记载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全国政策的一致性。
与敦煌文书相似的材料，有2010年在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城西南的黄家湾滩墓葬中发现的西晋木简，其中有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临泽县廷对孙氏兄弟争讼田坞案的审理记录，被定名为《西晋建兴元年(313年)临泽县廷决断孙氏田坞案》。简文中出现的“旧坞”“田坞”“旧田坞”“坞”“居城北”等，与敦煌文书《西凉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建初十二年(416年)正月籍》中的“居赵羽坞”等有相似之处，可以结合起来共同研究。
另外，在吐鲁番洋海出土的《前秦建元二十年（384年）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中出现的“息男”“息女”，又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瓜州效谷郡计帐》中记载一致。还有吐鲁番出土的北凉赀簿，按照资产多寡划分等第、征发赋役的文书。朱雷先生通过对北凉赀簿文书的整理研究，指出“可以看到当时实行着一套严密的计赀制度，它上承汉晋，而与南朝又有相异之处”。
敦煌文献除了反映河西地域的生活外，还保留有较多反映全国情况的材料。如对敦煌文献中所保存的儒家典籍进行分析、探讨，可知敦煌文献中的儒家典籍，既反映了南朝的主流文化，又反映了隋唐的主流文化。自东晋南渡以后，北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南朝自认是华夏文化的正统。所谓南朝文化，就是代表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王素先生指出，“敦煌文化远与南朝主流文化衔接，近与隋唐主流文化接轨，既代表华夏文明，也反映了隋唐主流文化的‘南朝化’”。由此可知，敦煌文化并没有因地处西北边陲而与中华主流文化隔离。敦煌文献中的世俗文献，既有河西地域文献，也有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制文献和儒家经典，说明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一直与中华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综上所论，从莫高窟的创建、敦煌文献反映的河西地域文化和隋唐的主流文化、敦煌的历史发展演变，尤其是匈奴、月氏的人种、原始居地和西迁背景，所谓“吐火罗语”的来源等等，说明敦煌文化并不是西来的，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中西交流的“咽喉”之地，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和中亚、西亚的文化后所产生的地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